抚顺——我的人生策源地
                                                             沈政
                    北京大学心理系与视听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回顾我65年的人生之旅，虽然一大半时光在北京度过；但在抚顺的两个10年，对我的事业和家庭却是举足轻重。所以，我把抚顺视为我的人生策源地。（青岛心理咨询）

一、 个性形成的故土
日本投降后，我从吉林的抚松县经沈阳迁居抚顺，住进日本洋房（南台），在附近的矿务局第一员工子弟小学校插班三年级。然而，第二学期就因父亲失业而辍学。于是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困苦的时光。1947——1948年国内战争中，可怕的失业和通货膨胀，把一大半抚顺人推向最低生存线。我的家庭更是不堪一击，为了活命父亲不得不加入在抚顺新编的9276部队，又很快开赴外地，音信未留，我与双目失明的奶奶在抚顺相依为命。虽然当时我只有十一、二岁，却不得不为自己和奶奶的活命而挣扎。开始还能利用家中尚存的钱去郊区背菜到市内卖，不久就变得身无分文，只好去露天矿背煤。在一次爬露天矿的盘道时摔伤，被人送往天主教堂救治。当时抚顺露天煤矿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就像它留给我大腿上的大块伤疤一样非常清晰。1948年11月底，解放军进驻了抚顺，不久父亲有了音讯，他成为一名解放战士，驻扎在北平城。我以军属的身份受抚顺市民政局的照顾，安排在市工商联做杂工，供养自己和奶奶的生活。直到1949年9月份，父亲退役回抚顺，我又有了父爱和学校生活。这段童年经历，使我成熟得较早，并铸造了我艰苦奋斗的精神，勇于面对各种困难，精力充沛地对待生活。也是这段童年经历，使抚顺成为我人生中个性形成的故土。

二、 理想事业的渊源
早在7岁时（1943）我居住的吉林省抚松县流行伤寒病，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我的爷爷和哥哥同一年过世，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治病救人的理想种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我最关注的是医学。1951至1954年我在抚顺二中念初中，1954——1957先后在抚顺十中和抚顺高中念高中，这六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成长阶段，人生的理想由此萌芽。
50年代的中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向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激励着年轻人，更促使一个中学生思考自己未来的理想。当时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俄罗斯科学家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理论极大地吸引了我。记得在初三作文课上，我写的一篇短文：“为理想奋斗的人”，设想自己将来如何在酷热的夏天，不顾狗咬的伤痛进行狗条件反射实验工作的情景。语文老师臧克一对此文批语是“别出心裁，生动感人！”。 事实上， 这篇中学作文所描写的情景至今基本符合我的研究工作模式。不同的是将狗换成猴，为猴子做手术，记录猴子分辨图形时的脑细胞活动。因此，可以说我不但实现，还远远超过了中学时代的梦想。所以说在抚顺二中初三确定的理想一直引导我走过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
那么，我是怎样一步步地实现了初三时的梦想呢？在高中的三年学习生活中，课余时间从读西方小说到读哲学论文。《哲学研究》杂志1956年5月号上于光远先生的一篇论文：“外间世界、高级神经活动与心理现象”，更坚定了我所追求的科学理想。当年11月份人民日报的一则消息：我国第一座高级神经活动实验馆在北京大学落成，竟成为我报考大学志愿表的航标。1957年我终于实现了中学的梦想，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人体及动物生理学专业，这个专业的教研室和实验室都在高级神经活动实验馆内（现称北大实验西馆）。我的六年大学学习生活，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在这座实验馆内完成的。由此可见，从朦胧的设想到具体报考大学的目标，都是在抚顺二中、十中、高中的六年学习生活中逐步完成的。所以说抚顺是我人生的策源地，一点也不过份。

三、 抚顺又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滋养
1963年北大生物系毕业之前，我已顺利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所以，1963——1968年我作为一个生理心理学研究生，在北京继续深造。我成为该所较为“安、钻、迷”的一批青年之一，我们除了读书就是做实验，数年如一日，没有其它爱好和业余活动。1966年初夏，正当我按导师要求“发挥每个神经细胞和肌细胞的物理与化学潜能，把研究论文做好”，文革的风云却将之席卷一空。经两年的动荡后，1968年中国科学院心理所被封闭，全部研究人员去五七干校，研究生一律参加分配。我只好在分配志愿表将抚顺填到第一栏，因为那里有我的妻儿老小。一周后，我得到妻子的回信，她非但不支持我所填写的分配志愿表，还严词批驳了我的思想情绪。她说：“你从中学起就热烈追求的科学理想正在顺利实现中，虽然遇到了“文革”的冲击，但这是暂时的。 为什么要回抚顺？是因为贪图儿女情长么？是丧失了为理想奋斗的勇气和信念么？如果是前者，我绝不愿成为拖你后腿的妻子。如果是后者，那就实在可悲！很难想象后半生你会忘掉自己理想的科学研究。我们虽然团聚了，但看到你终日为此苦闷的样子， 我们哪会有幸福呢？抚顺哪里有研究脑科学的条件？你必须马上去更改分配志愿表，心理所解散，你可以在北京任何一个科研单位或高校找出路。”读完了妻子的这段话，我立即找心理所主管分配的同志，试图改志愿，但已无可挽回了！于是1968年夏，我怀着矛盾与彷徨的心态，开始了我在抚顺的第二个十年生活。
当时我被分配到收容所般的抚顺市精神病医院。它座落在西戈街的一所废弃的工厂厂房，除两位医生和7位刚分配去的护校学生外，就是临时工和行政领导。总共不过20人。这里住着二、三十个病人，大多数是民政局收容的精神失常者，甚至有的不知真实姓名。病房的卫生条件简直令人作呕。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需要劳动改造，又因我不是医学院校过来的，只能在病房作护理员，倒三班，照顾病人吃药、开饭、打扫卫生。当时我想，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在遭难，这里条件差，总比背井离乡去五七干校好。和我的童年遭遇相比，这里的人都还能得到温饱，岂不值得庆幸！ 况且市卫生局已决意将这个收容所逐步改造成一所医院。于是我把改善医院条件设定为自己近期的努力目标。上班几日后，我建议领导组织大扫除，改变病房的卫生条件，脏累的活我都干在前面。过两个月，又分派我到食堂做炊事员，我索性搬进伙房住下，以便三更起早做饭。我的这些表现半年以后在这个小单位赢得一致好评。
1969年五月，这所医院果然迁居至新屯公园附近的两栋楼中，还从市内其它医院调入20多名医务人员。对于我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市卫生局将丹麦产的进口脑电机从第一医院的仓库中调入我院。我的专业知识和英文说明书阅读能力派上了用处。妻子再次支持我住在医院。白天我在病房正常完成日常工作，晚上阅读脑电机的技术资料，将这个仪器迅速安装调试起来。1970年春，市卫生局组织医疗队为抗日干部体检，我和这部脑电机也被调入体检队。我排除了许多技术困难，把机器迁到新环境，很快使其运转起来。这个机会使北大学子和科学院研究生的本事在市领导和医务界亮了相。 因而，后来我又得到两年进修医学的良机。1971年市卫生局组织为期一年的西医学中医学习班。作为一名学员在这一年学习期间，我较快地扩展了临床医学知识和技能。结业后回医院改做临床兼临床脑电图工作。1973年我争取到新的机会，赴上海市精神病总院进修神经精神病学。1973——1974年间，我在上海如饥似渴地阅读所能借到的关于脑研究的新资料，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图书馆，中华医学会上海图书馆，上海医学院图书馆。因此，我的英文文献阅读能力和脑科学知识迅速增长。1974——1978年间，在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中发表了我的首批作品，包括文献综述和译文等。1974年我回抚顺工作后，由于市精神病医院领导的支持，为我专门订阅俄文、英文精神病学期刊各一份。同时由于作为男病房负责医生、临床脑电图技术指导和机器维修的需要，我未再去农村巡回医疗或参加其它劳动任务，一直在医院进行临床和研究工作，偶尔还去沈阳医大图书馆查阅资料。1978年，我被调入北京大学心理系，之所以能迅速开展实验研究，并较快得到研究成果，其重要原因在于抚顺给了我意想不到的科学滋养。这在“文革”那段历史时期，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十分幸运的。没有抚顺的滋养，1980年我也很难通过教育部出国人员英语考试。因此，1981——1983年我能赴美国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进修，也是抚顺滋养的结果。

四、 抚顺给了我荣辱与共、忠贞不渝的生活伴侣
在抚顺的两个十年，经历了许多传奇般的遭遇，每当回想起来，总是十分激动。但是最使我激动的莫过于在抚顺我有一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并获得荣辱与共、忠贞不渝的妻子。1945年由于战乱的原因，我丢失了母亲。因此，陪伴我在抚顺渡过那苦难岁月的是位双目失明又瘫痪的祖母。然而，意想不到，8年之后母亲却从吉林山区突然来到抚顺二中的门前。在我们母子彼此哭述各自的经历之后，最大的难题是她的去留。她未曾料及父亲还在人世并在我的身边。随后的十多年间，这个伤口难愈的家庭给了我裂心撕胆的痛苦与羞辱，包括不休止的争吵、酗酒、父亲自尽身亡、母亲多次再婚及其伴侣的不法。这是中国封建礼教和战乱的恶果，充满了许多人生哲理、社会与人性的问题。写出这些波折并分析它的心理社会渊源的小说，将是我余生的最后心愿。这里不拟多施笔墨。我只想说属于我自己的幸福家庭。
1950年冬我从抚顺一完小毕业，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军医卫校。市教育局组织欢送大会并演出文艺节目。我们十几个参军者自然坐在礼堂的最前排。因此，舞台上演员的形态看个仔细，至今我记忆得十分清晰。抚顺市二完小的一个短剧“老头三年生”中那位娇健的女孩，深深地打动了我。瞬间遐想，“有机会认识她多好啊！”。 不料，一年以后我从部队回来复学，插入抚顺二中一年三班时，斜对我身后的座位上，竟坐着这位女孩，她就是我的终生伴侣——林庶芝。虽然她的祖籍是抚顺郊区，但她随父母生长在北京，几经波折于1948年她11岁时迁回抚顺。虽然她出身于名门大家，但那段战乱动荡的中国社会也使她的童年充满不凡的波折与苦难，其中对她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母亲的健康不佳，使她童年理家，成熟较早。也许这是我们彼此理解，心心相印的缘故之一！最初相处，她钦佩我富有理想，又同情我家庭生活中的苦难。我既为她的聪颖美丽所打动，又钦佩她辛勤持家少年早熟的艰苦精神。一个贫苦出身奋斗向上的少年与一个没落世家不甘自弃的少女相结合，在各种荣辱面前彼此理解、宽容与支持，这就是我们爱情与家庭的基调，也是我们能够不断前进的保证。相恋的早年，她就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全力支持我从事理想的科学事业。所以，她宁可长期两地分居独自承担养育子女的重担，也不愿我舍弃科研条件贸然返回抚顺。看到我全身心投入抚顺市精神病院各项工作而不是抱怨它的恶劣条件时，她感到欣慰。她总是欣然支持我全身心投入工作与事业中，尽力不用家庭和子女的事情分散我的精力。至今我已年过65周岁，仍然能精力充沛地指导研究生，组织研究项目，承制科普展品，联系国际合作，讲授主要基础课程，都与妻子全力支持分不开。

结束语
我虽然生在长春，长在吉林省抚松县，而且大半生学习工作在北京，但在抚顺的两段十年生活，形成了我的个性品格和人生价值观。抚顺给了我科学理想，扩展了我的知识框架，也给予我爱情与家庭。抚顺龙风、老虎台和胜利三矿的矿井的深隧，露天矿的深广和浑河水的渊远流长，是抚顺人坚苦卓绝、努力奋斗精神的象征。抚顺大地哺育了我，赋予我理想与追求科学真理的奋斗精神，给了我爱情和家庭。抚顺是我人生的根蒂与人生道路的策源地，它那深隧、深广和渊远流长的奋斗精神使我终生受益。
  全文发表在《抚顺人在海内外》第243-249页，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辽宁出版社2002年版

简历
沈政,  Shen Zheng，
北京大学教授, 心理学系普通心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心理学学位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视觉听觉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兼职教授，工程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36年 7 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1945 返回祖籍沈阳，1946迁入抚顺，1957 年由抚顺高中考入北京大学生物学系。1963年毕业，并考入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成为生理心理学研究生。1968-1978返回抚顺，工作于抚顺市精神病医院。 1978以来在北京大学心理系从事生理心理学教学和研究。从1986年北京大学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视觉听觉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起，一直在该实验室兼职，承担其科研教学任务，培养跨学科的工程学（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先后在心理学系和信息中心讲授 “生理心理学”、“生理心理专题”、“脑与计算机”、“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在北大20年来，坚持跨学科的高新理论与技术研究，论文与专著百余篇。1993年获北京大学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1996年承担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的子专题2项,分别于2001年3月和5月通过国家验收。该成果的两项专利于2001年6月国家专利局予以公布。目前，承担国家攀登计划专项和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的子课题，包括猴知觉与运动功能的细胞电生理学，诱发电位与智力发展和测谎技术，说话人嗓音识别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