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家们通常把人们的从众归结为两大原因。其一，与信息和语言学有关。例如，有人选择过A桥而不是B桥，他们可能对于桥的了解比我们多。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最好也选择A桥。在社会群体中的最大益处就是，不需要亲自经历所有，也不需要犯所有的错误，才从中学到经验。正如上述例子，不需要再试B桥是否安全。我们观察到选择A桥的人安全到达，我们也跟着。社会心理学家把这种社会影响称作信息影响。
其二，从众可以提升整体凝聚力，容易被他人接纳。为了能够在乐队、部落、国家、朋友圈、同事等社会团体中生存、生活，我们与社会成员互相依存。团体生成的前提是成员之间要和谐相处。从众可以让团体成员更加默契，培养共性。我们越是接纳团队的理念、思想及习惯，就会越团结，越能接纳彼此，更像一个整体。我们都走A桥，因为我们认定了A桥，为自己的选择自豪。你走B桥，那你可能不想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或者你有点怪异，对我们有危险性。人们渴望成为团体中的一员，或渴望得到批准加入某个团体，这种社会影响叫做规范性影响。
从众虽然有益处，但物极必反，为此，人会变得不明事理，甚至酿成悲剧。
所罗门．阿希的经典从众实验
下面是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20世纪50年代负责的一项经典从众实验，一起了解一下吧！
阿希的实验如下：
1名大学生志愿者和另外6-8名大学生志愿者坐在实验室里，他们得知实验任务是测量绳子的长度。实验前给他们一条标准线用来测量其他3条绳子，找出3条长绳中与标准线一样长的绳子。直觉就能知道结果，简直太小儿科了。很明显，需要测量的3条绳子中有一条和标准线一样长。之前做过这个实验，志愿者独自完成时都没有做错。但不同的是，这次测试的是人们的从众心理。被测试的志愿者不知详情，志愿者们需要共同完成。其他志愿者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要非常有底气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按照座位的次序，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座位也是事先安排好的，被测试的志愿者最后回答。他能否不受影响而坚持自己的答案？
100多名志愿者中有75%在12次实验里至少动摇一次。在实验中，有些被测试者次次动摇，有些则1-2次，志愿者动摇率占37%，在超过三分之一的测试中肩负误导被测试者责任的其他队友回答错误，被测试者也回答错误。
在后续的研究中，阿希发现这个实验中从众的主要原因在于规范性，而非信息性。实验做了些许改变，要求一些志愿者默声回答，这样被测试者听不到他们的答案，从众率明显减少。如果你身边所有人都坚持黑是白，想要大声说出“不，那不是白色，是黑色”，你真需要鼓起超大的勇气（也许会被人以为你是个蠢蛋）。
中国人缠足：风靡一千年的社会规范
所有风俗都有其社会准则，人们盲从主要是因为承担不起另类的后果。一般来说，大部分社会准则是良性的，也有一些是恶性且残忍的，比如中国人缠足就属于后者。
从10世纪到20世纪末期大约1000千年期间，中国的小女孩都要缠足。4-6岁开始，随着年龄增长，逐年绑的愈加紧。缠足就是致使脚趾和其他脚骨变形，把除脚拇指的其他四趾屈于足底，脚的形状会越长越像蹄。缠足一般由女孩的母亲或者由母亲挑选的人来完成，确保小脚不到3寸（等于美国的4寸），可以穿上袖珍的丝绸弓鞋。对于女孩子来说，整个过程极其痛苦，伤害极大。因此，生活中她们走起路来扭扭捏捏，这在当时的中国被看作是最柔美的姿态。但许多女孩和妇女因此死于坏疽病。
历史学家说缠足始于10世纪南唐时期，当时的皇帝李煜沉迷一妃子，此妃子缠足，用脚趾跳舞诱惑皇上。其他妃嫔纷纷东施效颦，缠足进而开始时尚起来，并走向潮流巅峰。直到17世纪中期，缠足普遍流行起来，几乎全中国的妇女姑娘们缠足。当然也有例外，就是穷人家的姑娘，特别是汉族人，她们的干农活、上船工作，没法缠足。因此，不缠足成为下等人民的标志，还找不到婆家，没有男人会找下等人家姑娘当媳妇儿。
在这一千年期间，改朝换代，江山换主，多次反缠足运动兴起，但皆因社会准则太彪悍，均以失败告终。直到19世纪西方思想浪潮涌至中国，上层社会的妇女不再给自家女儿缠足。到了20世界初期，这场坑爹的缠足千年史终于销声匿迹。
在当代文化中，教育深受社会准则影响
现在我们不再给孩子缠足，却用其他的方式遏制孩子的发展。孩子应该在自我设定的游戏中以及和其他小朋友探索中发展生理、社会、情感、智力等方面的天性。回顾以往人类历史，除去奴隶和童工时期，孩子们都是离开大人自我发展或与小伙伴一起探索。这是他们快乐的主要源泉，是形成独立自主、有责任心、有竞争力的自发学习方式。在近30-40年前，父母还会让孩子们出去找小伙伴玩耍，玩自己喜欢的游戏。但最近这几十年，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社会准则逐渐发展成为禁止孩子玩耍。为此，我到处发声，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限制孩子自由的准则是引起现代年轻人抑郁、焦虑、其他心理疾病及自杀的主要原因。我觉得剥夺孩子玩耍的自由和缠足有什么两样。
现今，工作压力巨大的父母亲非常明白，对孩子来说自由玩耍、自我探索是多么难能可贵。下面是许多父母的心声：
“我知道我的孩子是多么需要自由的玩耍，放飞他的天性；我知道相关数据显示缺乏自由玩耍会影响孩子社会情感发展；我也知道让他出去玩并没有那么多危险，反而益处多多。但在这个时代似乎是种奢望。因为其它家长不让孩子出去玩，所以没有小朋友和他一起，他还是得回家里。就算他可以出去自己玩或者在院子里和其他小朋友玩耍，有些爱管闲事的人会给儿童保护服务机构或警察局报案。即使没有人这样做，我觉得其他父母会觉得我对孩子是疏于管教。”
有时社会准则扣上道德规范的大盖帽，人们很难违抗，道德判断遮盖了常识。如果一个行为被视为是不道德，就算有证据分析这个行为是有益的，大盖帽扣下来，你还是错的。我们目前的社会准则过度保护孩子，确切地说，不是社会准则，而是道德准则。如果你一时没监管好自己的孩子，别人就会觉得你做了不道德的事情。
近日，加州欧文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文章，阐述道德判断是如何遮盖理性的。超过1,500名不同背景的成年人参与了这项研究，阅读了许多关于孩子独处的故事。例如，在其中一个故事中提到一个8岁的孩子，在距离父母两条街的咖啡店里看了45分的书。每读完一个故事，参与者都会被问一个问题“孩子离开父母后的危险系数”，让父母从最低1到最高10来回答。
很显然大家公认危险系数为10——可能是最危险的——平均危险系数是7。危险系数高很大程度上是受道德判断的影响，所以家长认为放任孩子一个人玩的危险系数比因家长临时有事让孩子独处的危险系数大。但是研究人员指出，常识告诉我们放任孩子玩耍比因特殊情况让孩子临时独处更安全，因为若是前者，父母会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或者知道孩子可以自己掌控玩耍时间。家长作出了与常识背道而驰的结论，很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用夸大危险系数来责备父母违背了道德准则——要让孩子一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我们要如何改变这种错误的社会准则，接受常识？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探讨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很想知道你们的看法和疑问。如果你是家长，是什么样的社会压力让你如此严苛孩子的自由，但你知道这不合理也不益于孩子？如果你曾经和社会压力对抗过，请详细说说。作为社会一员，我们要如何减少道德判断，用常识和事实对待我们的孩子？
